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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120年院庆系列报道之人才篇:群星璀璨 光耀杏林

来源: 信息中心  时间: 2011-05-11     [ ]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翻开齐鲁医院的院史,就像展开了一部厚重温情的史诗,抖开了一条群星璀璨的银河。 120 年间,那些光耀杏林的名字,来自五湖四海,穿越战火硝烟,怀揣着救死扶伤的共同信念走到了一起。他们心心相印,代代传承,用青春和热血共同写就了齐鲁医院丰厚的历史底蕴、 严谨的科学学风、博大的人文精神。

                                
名医辈出  彪炳史册

      自1890年的华美医院至今,齐鲁医院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教授,如尤家骏、赵常林、孙鸿泉、高学勤、于复新、孙桂毓、朱汉英、张振湘、江森、王天铎、侯宝璋、杨仁中、张茂宏、张运等,可谓名医辈出。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风采吧!

      1917年,在齐大医院,一位27岁的化验人员从患者身上培养出了鼠疫杆菌,及时报告进而阻止了一场瘟疫在济南的流行;1921年,他发明的新的梅毒血清试验法被同行称为“于氏试验”名扬医界,1929 年,他主编的《实验诊断学》成为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检验学专著。

      他的名字叫于复新,中国临床检验专业的奠基人。这位只有中学文凭的贫家子弟,在外国人主办的名牌大学里被评为正教授,终成我国医学检验界耆宿,创下了我国医学界的传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位国民政府教育部特聘教授随齐鲁大学迁校蓉城,他就是中国病理学先驱侯宝璋。1934年,他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理学专著《实用病理组织学》,在外国专家主编的癌百科全书中专著肝癌病理学一章。1948年,他受英国教育部之聘去香港大学任教,后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会终身委员,但1962 年三年困难时期,他受周恩来总理之聘,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重返故土。

      这样的名医大师在齐鲁医院历史上还有很多,以至当年医学界有“南有湘雅,北有齐鲁”的美誉。

      尤家骏,我国麻风病防治专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著名的皮肤病专家、医学教育家、国际知名的麻风病专家。在那个麻风病流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年代,他常穿普通隔离衣出入于病人中间,用仁心、医术逐步打消人们对“天刑”的恐惧,直到让这个恶魔从神州大地消失。他1950 年发表的“现代麻风分类及治疗”成为国内外麻风病专业的经典论著。

      “骨科圣手”赵常林是新中国成立后齐鲁医院第一任院长,我国第一代著名的骨外科学专家。他的手术轻快准确,病人甚至不用输血、输液。他从小受害于婴儿瘫后遗症,却首创用肌腱移位术治疗婴儿瘫后遗症,为更多的人解除了病痛。他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用麦氏截骨术治疗股骨颈骨折、股骨粗隆下截骨术、膝关节半月板切除术、腰椎间盘突出症开窗法髓核摘除术等一系列手术,为我国及山东省骨外科学的医疗技术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孙鸿泉,我国耳鼻喉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我省第一位医学一级教授。1942年,他与人合作,成功实施了我国第一例“全喉切除术”,并训练无喉病人用食管发音,开国内食管发音的先河;1947年他在国内首创“ 内耳开窗术” 治疗耳硬化症,后以此治疗先天性耳畸形获得成功;面对苏联专家束手无策的病人,他执刀从病人鼻部取出了巨大肿瘤。1979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突发脑溢血,邓小平亲自指示要求全力抢救。

      孙桂毓,全国著名眼科专家、齐鲁医院眼科创始人,负笈英伦后效力家乡,1952年开展角膜移植术获得成功,使许多盲人重见光明,1963年他主持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山东株,仅次于北京,处于全国先进水平。

      高学勤,蒋介石曾点名请他看病的国内著名血液病、传染病医学专家,抗日战争期间,他三度深入日军细菌战疫区参加霍乱菌诊治,活人数千;他连续5 年深入贵州麻风病疫区普查防治;他发明了“老醋泡铁钉”,用一剂便宜的验方救活了四川血吸虫病区无数贫苦民众的生命……

                             大医传承  乱世难摧

      让我们回望一个故事,来重温医者给我们带来的心灵震撼。1958年秋,山东济南。

      “毛主席万岁!”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普普通通的一间病房里,一位病人欢喜地泪流满面,手舞足蹈,“我能说话了,我能说话了!”

      这位病人因患喉癌喉头已被完全切除,成为一名“半路哑巴”。这一天,佩戴着一个小小的仪器,他居然能再次说话了!几位已经切除喉头的病人流泪了;几位患喉癌等待手术切除的病人流泪了;几位因伤喉全破坏变成半路哑巴的病人流泪了!他们拍着巴掌,捶打胸膛,脚跺地板表达心声。25岁的年轻医生杨仁中在旁也泪流满面。

      这个小小的仪器,就是杨仁中带队研制的“中国人工喉”!哑巴可以说话了!新华通讯社向世界发布消息,《人民日报》也在显要位置发布消息。中国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因为贡献突出,杨仁中先后得到毛主席的7次接见,3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多为人所不知的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杨仁中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批斗游街,他的科研设备、凝聚了10年心血的器械、样机被砸得稀巴烂,扔进了垃圾堆!他捡回废铜烂铁重头再来。微薄的工资不够科研所需,老母亲养鸡卖蛋供他,妻子儿女没白没黑地糊火柴盒供他,大女儿为挣钱做小工,有病未及时治疗,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动乱浩劫,齐鲁医院人都抱着济世救民的信念在拼搏,在坚守。读齐鲁医院的名医传记,我们读到,于复新从日本人占领的医院中借喂养实验动物之机冒险抢回医学仪器;19岁的张茂宏(后来成为国内著名血液病专家)穿越国民党两道封锁线走出济南城,只为追随南下的学校求索真知;文革中被迫害的孙鸿泉对“整”他的人也照样施治,一代医学宗师赵常林、张振湘教授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而年轻医生陈雨历却拜他们为师,传承了齐鲁传统的手术技巧……

      如果说战乱年代的坚守让人动容,在和平年代,更让人感动的是医生们仁慈的胸怀,对普通病人亲人一样的关爱。

      1949年,59岁的检验专家于复新,将自己的 300 毫升鲜血毫不犹豫地赠给一名继续输血而经济困难的患者。1969年临终前,他要求捐献器官用于科学研究。

      济阳县一位农妇难产,国内妇产科泰斗级人物江森雪夜出诊;临沂一位习惯性流产的农妇来信求医,他趁出差寻到病人家里治疗;他为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送去牛奶蛋糕,为刚生下孩子的产妇拿来红糖鸡蛋。

      普外科教授李占元,他做过手术的每一个病人出院后,他都写信询问病人的康复情况。为了便于病人回信,每一封信里都装有回邮信封,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这种追踪一般持续两年,到确认病人完全康复为止……

      就这样,齐鲁医院的精湛医术、仁爱医风,在非常时期,在和平年代,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严进严出  甘心育才

      齐鲁医院的人才鼎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严谨的人才培养机制。

      老齐鲁大学的“严进严出”是海内外闻名的。老一代医学专家都对此有刻骨铭心的感受。那时的齐大医学院,每个班不过25个学生,5年研习,真正拿到毕业证书的不过半数。当时齐大医学院很有名气,最后毕业可以颁发加拿大的医学博士学位。至今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只要持有齐鲁大学的毕业证,就可挂牌行医。

      山东医学院时代也是如此。齐鲁医院泌尿外科教授郑宝钟回忆1959 年入学后的情景:“我们上学这几年,几乎从来不出来玩,平时教室的灯都会亮到很晚,书也特别厚。每天这么学,那么学,老师一讲还是觉得不会。永远觉得自己学得不够。”

      普外科教授王占民至今记得,1961年自己刚毕业当医生,张振湘教授在新大夫欢迎会上说:“你们住院大夫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病房里管理病人是游泳,图书馆看书、查资料是晒太阳。我要求你们除了游泳就去晒太阳。”

      至今,这种严厉劲儿还在齐鲁医院保持着。耳鼻喉科栾信庸教授,每年分给他的研究生,他认为不合格的坚决拒收;该科陈瑛教授,学生称她“永远都用国际标准要求我们。”

      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工作中除了技艺高超,还会一丝不苟,对病人高度负责。普外科教授王占民,有一次为确定一个病人是否是肠梗阻,在病床边听了近一个小时的肠鸣音;神经外科专家何守俭为及时掌握一个颅咽管瘤手术病人术后病情,在病房里支了张小床一住十几天;知名心内专家高德恩为了抢救病人,不惜和看法有分歧的同事拍桌子:“ 如果这位患者有冠心病,我高德恩割下头来!”

      “熟读王叔和,不如阅历多”,齐鲁医院最早的病史和查体手册封面上就写着十个大字。其人才培养机制中,重视实践的特点非常明显。 “ 病人是医生的老师”,是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句话。培养的特色为“重质而不重量、重实践不尚空谈、结合临床著书立说。”

      重视制度建设,对青年医师进行临床规范化培训,也是齐鲁医院育才的法宝。《院志》记载,1998年,医院成立青年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制定了轮转期间奖金发放办法、考试考核办法等。青年医师进院后,直接由培训办公室按计划派往相关专业轮训,分阶段组织考试考核,自成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

      齐鲁医院培养人才,还有一个优良的传统:老师甘为人梯,学生孜孜以求。我国第一代临床神经病学工作者,神经内科三个创始人之一朱汉英“两点起床备课”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典型:

      退休以后,朱汉英每周查房一次,这也是年轻医生特别期待的日子:因为教授每次查房都要讲一个题目。朱汉英的女儿朱晓熹说,“周四查房,他周一就开始准备了。这时候家里气氛最紧张了,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到星期三晚上,朱汉英总是早早睡觉,周四凌晨两点就起床了,扭开灯,戴上眼镜,摊开书本,开始备课、背书。到医院一讲就是一上午……

      全国著名普外科专家李兆亭教授说:“书要教透,病要看好,心要放宽”。“培养医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为人师者,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精到的讲解,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不求名、不求利、甘于奉献、甘为人梯的伯乐精神。”正是有了这种自觉,齐鲁医院的医术医德才得以顺畅传承,人才得以快速成长。

                              汲外存中  继往开来

      齐鲁医院起源于教会医院,素有国际交流的传统和国际化视野。这对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博大院风的培育是至为重要的。

      早期教会医院阶段,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和科室负责人基本都是外国班底,如创始人聂会东、外科教授巴慕德、英籍药理学专家裴伟廉、组织胚胎学教授施尔德、外科教授惠义路、美籍临床病理学教授柯德仁等。他们在管理医院和大学的同时,也带来了国际化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

      当时,很多专家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如侯宝璋,就曾留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伦敦热带病研究所,曾赴美、英等国讲学,与外国权威专家合作著书立说,被评价为“学贯中西,一代宗工”。尤家骏、赵常林、孙鸿泉、孙桂毓、傅曾矩等著名专家也都是留学回国的一流人才。

      当时齐大医学院特别吸引青年学子的一点是,在这里读书能颁发加拿大博士学位。直到山东医学院时期,“学校有相当一部分老教授都是国外留学生,他们知识渊博,学术造诣很高,在全国颇有影响,很多教材都是他们编写的。”1958年入学的齐鲁医院内科教授张尚忠回忆说。

      在这样的氛围下,齐鲁医院的医生特别重视外语学习。很多人能熟练掌握数门外语,甚至有的中医专家亦如此。 如中医科教授李莱田和肖珙能为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加拿大留学生赶写英文中医教材,轮流用英语授课;李莱田的论文《从比较生理学论“肺主皮毛”》在英文国际中医杂志《美洲中医杂志》上发表后,20 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向他索要原文。

      齐鲁医院向来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引进。翻阅院志,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1927年,聘任留美回国的牙科专家王德超,设立牙科门诊” ,“1937年 5月,毕范和代理院长回国,特聘赴英专攻传染病学、曾任南京传染病院院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陈崇寿教授任齐鲁医院院长”,“1937年 8月,从澳大利亚请来英国药理学家普瑞格担任齐鲁医院院长。”

      120年星河流转,齐鲁雄藩泱泱大风。受齐鲁医院深厚文化底蕴滋养的新一代齐鲁医院人,风采不输当年。张运院士是今人中的杰出典型。1973年,这个本钟情于工科院校的鲁西青年被山东医学院的招生老师一厢情愿地领进医学院大门以后,突然发现了“心电图”这个兴趣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32 岁就拿到了挪威博士学位,成为获得挪威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他的身上,微缩着齐鲁医院120年优良传统的元素。 他流利的英语归功于当年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英语教授胡玫,一个冒险地偷偷教,一个偷偷学;他勤奋要强、 不服输,面对轻视中国医生的挪威专家“只许看,不许动”的禁令,他等晚上护士下班后才操作;为和当地病人交流,他报班自学挪威语。他的博士选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令外国导师大为震惊,他为此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研究结果在欧洲最权威的《英国心脏杂志》全文发表,震动了挪威甚至国际心脏病界。

      他用 2 年完成了5 年的博士研究工作,登上了挪威、 荷兰、 比利时等国有关国际学术讲坛,也受到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和欧美国家的高薪聘请,但他还是毅然地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在他踏上飞机的一刻,我们看到了孙鸿泉1949年从美国登上开往青岛的客轮的身影,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学衡穿着笔挺的毛料西装从上海登上齐鲁大地的身影,看到了高学勤放弃旧时南京大学 200 元大洋的月薪回到母校的身影……120 年间,正是一代代齐鲁医学人的青春和热血,汇成了脍炙齐鲁、光耀杏林的璀璨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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